通過寫本學,解碼中國早期文獻

寫本與寫本學

  我今天的講座題目是寫本學對中國早期文獻研究的意義。寫本學近幾年來說是學界一個比較熱門的領域,尤其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的一些大學的青年學者,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和歐美、日本的一些學者交流很多。

通過寫本學,解碼中國早期文獻

  伏俊璉?西華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先秦兩漢、唐代文學)、敦煌學以及中國古典文獻學等。著有《敦煌賦校注》《敦煌文學總論》《俗賦研究》等。近十年來,從寫本學角度研究敦煌文獻和早期文獻,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牽頭成立了國內高校第一家寫本學研究機構“西華師范大學寫本研究中心”。

  寫本,簡單說,就是抄寫的文本;寫本和抄本,可籠統地算作一個概念。當然,學術界對此也有不同的意見。民國時期,呂思勉先生提出六朝時期“抄”和“寫”是區分嚴格的。抄是摘抄,精選;寫則是按照原樣摹寫。近年,南京大學的童嶺先生進一步論證“抄”“寫”有別,寫本和抄本不同。我覺得這個細致的研究,區分抄和寫的不同是有意義的。但是放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我們會發現,不同時期的學者對寫本和抄本的用法區分者有,混淆者亦多。所以《辭海》說:寫本又叫抄本,抄本又叫寫本,用互見的方法。因此,我們把寫抄本都叫“寫本”。

  我國的文字載體大概經過這樣幾個階段:寫本階段、刻本階段、電子階段。寫本階段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雖然我們沒有見到商朝的寫本,但是《尚書》記載商朝“有典有冊”,典和冊就是簡牘寫本。商朝還有甲骨文,有人認為甲骨文也是一個特殊的文字載體階段,是刀刻階段。但是我的理解是,甲骨文是一種特殊的載體,它是給神看的,占卜之后收藏起來或埋在地下,不是用于人際交流的,不是文字傳播的一個階段。

  我們所說的寫本,是用于社會交流的。我國的寫本時代可分為簡牘寫本和紙寫本兩個時期,前者從商周到東晉;后者從東晉到北宋。當然,這期間有簡紙并用的,東漢以后簡本和紙本就并行了。東晉初,破除了人們長久以來簡貴紙賤的觀念,簡本就退出了歷史舞臺。宋代以后是刻本時代,但也存在著大量的寫本,比如著名的《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就是寫本形式。而大量的檔案文書、民間的契約等也是寫本形態,所以寫本在刻本時代也是大量盛行的,但和寫本時代的寫本還是有區別的。

  那么,什么是寫本學呢?學術界尚存爭議,還在探索和研究的階段。按照一般的說法,寫本學發端于西方,是由研究早期埃及的莎草紙、羊皮紙,印度的貝葉寫經等而產生的學科,與日本人的“書志學”有交叉之處。而西方的寫本學和我國的寫本學還是有區別的。西方的寫本學主要研究書寫的物質形態。我們的寫本學,由于很多原因,也研究物質形態,但更重要的則是研究寫本內容。

  大量寫本時期寫本實物的面世是近一百余年的事情。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大量的簡牘寫本、敦煌吐魯番寫本逐漸面世。帛書出土不多,主要是西漢馬王堆帛書。簡牘寫本年代從戰國到晉代都有出土,敦煌吐魯番寫本的年代從公元五世紀到公元十一世紀。過去,我們的文獻學是建立在刻本基礎之上的,所以二十世紀大量寫本出土之后,學者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刻本文獻學的理論和方法。刻本文獻學對寫本的整理研究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應當了解并研究寫本的特殊性,建立更適合研究寫本的理論和方法,即和刻本文獻學相對的寫本文獻學。

  結集的出現

  孔門四科中有“文學”,“著于竹帛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學”。把文字按一定的規律組合起來書寫在竹帛上叫作文學。寫本的核心是這種合于法式的“文”(文字)。所以,有必要談談文字的產生。我們現在見到的最早而成熟的文字是甲骨文,但文字的產生肯定在甲骨文之前。那文字是怎么產生的呢?我們的教科書上說: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這個定義當然是對的,但也不全面。我以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是針對后來的語言和文字關系講的。文字產生的時候恐怕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是記錄思想意識的符號。《淮南子》記載,倉頡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為什么文字出現會導致“天雨粟,鬼夜哭”呢?東漢高誘的注其實沒有把它講明白。到了中唐,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的序里提到這個問題。他說文字產生之后,鬼神的秘密被揭示出來了,人類可以得到諸多好處,所以天雨粟以賜福;作為想繼續保持神秘狀態的鬼,自然會因為失去特權而夜哭不止。所以在古人那里,文字不是為了人創造的,人創造文字是為了祭祀溝通神靈的需要。世界上很多早期文字都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國納西族的東巴文,一般人是讀不懂的,必須由東巴(經師)講解,大東巴(大經師)和小東巴(小經師)解讀的深淺不一樣。所以最早的文字是傳達思想的,不是和語音對應的。文字從出生就帶著很神圣的意味。后來人們把字寫到竹簡上,編到一起,自然就帶有神圣性和神秘性。

  把一支一支的簡牘編聯一起,形成一個寫本,這就是早期的結集。結集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典藏,一個是閱讀傳播。最早的寫本就藏在官府之中,所以說“學在官府”。清華簡中有一篇《保訓篇》,是周文王臨終前給武王的遺訓,其中講到要把“中”交給兒子。那么“中”是什么東西呢?很多人認為“中”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東西,是中庸一類的觀念。中庸是一種最高的道德觀念和人生境界,只有舜堯這樣的圣人才能達到。“中庸”更多的是只可意會,難以言傳。想把它傳給后人,會墜入玄虛。所以,我想,既然“中”是可以傳遞的,應該是有載體的,所以“中”可能是抄在簡牘上,就像“洪范”那樣治理國家的大法是寫成文本傳遞下來,由大禹傳給夏朝諸王,由箕子傳給武王。可見早期結集的文字是很神圣的。公元三世紀后期,在汲縣(今河南衛輝)發生了一起盜墓案,戰國時魏國國王的墓被盜掘,出土了很多竹書。其中有一篇記載了周穆王的故事。周穆王姜后生了兒子后,越姬趁其不備,用“涂以彘血”的玄鳥更換了王子,并立即報告給穆王。周穆王就把這個生了怪胎的姜后打入冷宮,并請太師占卜,占辭寫成簡冊后放于櫝中,藏于祖廟。過了三個月,那個得寵的越姬突然死去,七天后復活了,像變了個人似的講她生前更換王子的過程,以及死后遭到先王怒斥的情況。這則故事就是后來《貍貓換太子》故事的源頭。這個故事就說明典藏“簡冊”是非常珍貴神秘的,不是可以隨便看的。

  最早結集典籍的人是巫、祝、史。史官的職責是讀書、作書、藏書,他們掌握著這些典籍。西周后期大亂,這些掌握典籍檔案的人把珍貴的史料帶到民間。我們看老子本為周朝史官,流落函谷關時被官尹強行留下,把他掌握的“書”抄了五千言,然后才放行。這就是官學下移,于是便有了后來孔子等創辦私學。還有一部分結集,是為了給一般人看的,比如孔子授徒講課,他主要講六門課,整理官府流傳而來的典籍作為教材,于是就有了后來的“六經”“五經”(《樂經》散佚了,有人說本來就沒有《樂經》,“樂經”只是訴諸喉舌的樂曲)。“經”就是教材,寫在簡帛上的教材稱為經,對經的解說稱為傳,傳就是傳播。經書是經過孔子整理定稿的。《史記》有孔子刪詩說,當時《詩經》有三千多篇,孔子把它整理成三百零五篇。現代學術界基本上否定這個說法。其實,從寫本傳播的情況看,不是說有三千多首不同的詩,而是有很多寫本,上面抄了三千多首詩,這些詩大多是重復抄錄的。我們看漢代劉向、劉歆整理群籍的時候,情形與此差不多。劉向的《荀子敘錄》說,當時他們看到的各種寫本上抄有《荀子》322篇,經過校讎,重復的有290篇,去掉重復,整理成32篇。《詩經》的情況大概也是這樣的。《詩經》在成為“經”之前,流傳比較廣泛,當然不可能把305篇作為一個完整的本子,而是有不同的寫本。各個寫本根據自己的需要抄了不同數量的詩。我的老師郭晉稀先生、趙逵夫先生研究《詩經》,認為其中有大量的“組詩”。組詩是怎么形成的?老師沒講。我的想法是:組詩是寫本的制作者或閱讀者,因為閱讀的必要而把某一類詩抄到一起。也就是說,這些詩是作為“一個寫本”流傳的。這就是最早的結集了。這是閱讀領域、實用領域的結集。因為結集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典藏”。典藏是官府的事情,劉向、劉歆校勘群經主要是為了典藏。民間大量流傳的寫本是供人使用閱讀的。《漢書·藝文志》分了六大類書,過去人們更重視前面的書,但是出土文獻證明,倒是“方技略”和“數術略”的書在民間流傳的更多,漢代出土的材料主要是以后兩類為主的。這說明閱讀性的寫本在當時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現在看來,除了“六藝”之外,其他類的書都是以閱讀的形式流傳的,一直從戰國流傳到漢代。到了劉向、劉歆的時候才做了系統的整理,五經之外的書才開始有了典藏,有了定本。而民間流傳的作為閱讀的寫本非常多,一個和一個不一樣。

  結集的方式

  下面要說的是結集的方式。我們看《漢書·藝文志》有“篇”,有“卷”,有“編”。很多學者對“篇”“編”“卷”有不同的理解。著名學者錢存訓認為“篇”指的是用木簡抄的文章,“卷”則是抄在帛書上的文章。現在根據大量的出土文獻來看,有時候恐怕也很難這么嚴格地區分。“編”和“篇”這兩個字都是從“扁”得聲的形聲字,按照章太炎先生的研究,“扁”既是聲符,又包含意義。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簡里面的“篇”都沒竹字頭,所以“編”和“篇”這兩個字本身的意思差不多。《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在下邳的河邊橋上得到神秘老人賜一“編”《太公兵法》,南朝裴骃的《史記集解》上說“編,一本作篇”。這樣的例子還可以找很多。“篇”和“編”有共同之處,把一個編好的完整的木簡或者竹簡卷起來,叫作一卷。這個一卷就是我說的一個寫本單位。《晉書》記載汲冢竹書有七十五篇,而另一種王隱的《晉書》則記作七十五卷。“篇”和“卷”又等同了。這和結集有關,結集是用繩子把若干枚竹簡或者木簡編聯起來。關于竹簡和木簡有多長、抄多少字,《觀堂集林》里面收錄有王國維先生寫過的一篇相關文章,王先生當時見到的出土竹簡很少,但是他把傳世文獻里面相關資料匯集作了考證,是一篇簡牘研究的開創之作。抄經的竹簡大概是二尺四寸,抄傳的大概是一尺二寸,一般是一尺。這個尺是漢代的尺,大約是二十三厘米左右。后來出土的大量簡證明了王國維先生說的不一定全對,但是確實有他的根據。漢代的簡牘長短寬窄形制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嚴格,但是大致有一個規范長度。那么把多少支簡編聯在一起算一個寫本呢?出土的簡牘因為繩子早已朽爛,我們不好判斷,只能做些推測。漢代居延兵書簡有七十枚簡編聯一起,七十枚簡為一個寫本算是比較長的了。最長到多少呢?我們不知道。但秦簡記當時官方規定,給朝廷上報文書的簡不能超過一百枚。我的初步推測,大概一個寫卷40~60枚簡的比較多,一枚簡抄38個字左右。這樣,一個寫本長的可以抄三千字,短的可以抄一千多字。兩千五百個字就算比較多的了。《老子》有五千字,剛好是上篇下篇,抄了兩個寫本。我們要認認真真地核對的話,還要通過大量的出土數據來證明。這樣構成的就是一個寫本,一個寫本就是一卷。現在的問題是,這樣一個寫本,上面到底抄幾篇文章?一個寫本大多數情況下就抄一篇文章,但是,也有短文章,一卷可以抄數篇的。這樣就牽扯到早期文獻的一個匯集問題。比如在上海博物館的簡里,有一個寫本,卷背的題名叫《子羔》,但它包括三篇文章:一篇叫《子羔》,一篇叫《孔子論詩》,還有一篇是《魯邦大旱》。這三篇文章,認真對照字體后確認是一個人抄的,竹簡的規格也是一樣的。問題是這個寫本卷起來之后,背面的篇名叫《子羔》,《子羔》是三篇共同的名字。要特別強調的是,三篇或數篇文章用一個名字,是寫本時期的一個特有現象。我們后來用一篇文章一個題目這樣的思維往往就不能理解,所以一些學者就認為,這三篇是毫不相關的文章。但既然抄在一個寫本上,肯定是它們之間有某種內在的關系。為什么把這三篇寫在一起呢?我認為,這三篇都和孔子相關:《孔子論詩》是孔子的文學觀,《魯邦大旱》講孔子的古史的,《子羔》是孔子的生死觀,所以把它們抄到一起,合起來剛好是一個完整的寫本。傳世的先秦兩漢的文獻里有諸多類似情況:一篇題名下實際上包括了好幾篇文章。怎么進行解釋呢?就是寫本時期特殊的寫本制作的方式造成的。比如說《韓非子》第二篇《存韓》篇,題目叫《存韓》,包括韓非子剛到秦國后寫的《致秦王政書》,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存韓”。李斯看到韓非的信,又給秦王寫了一封信,勸秦始皇不要被韓非的甜言蜜語所迷惑,同時,李斯還給韓王安寫了一封信,說韓非實際上已經背叛韓國了。漢代人編《韓非子》,便把三篇抄到一個寫本上,題目叫作《存韓》篇,實際是第一篇的名字。不同的文章抄在一個寫本上,只給了一個題目,后世編的時候也就把它們編在一起了。這樣的情況在先秦兩漢的時候是比較多的。洛陽才子賈誼的《新書》中的許多文章,寫得很平淡,感覺賈誼并沒有多少文采,或者他不是有意寫文章。但《史記》里面收錄的《過秦論》,寫得那么好。《過秦論》為什么寫得這么好?其他文章為什么又寫得很平淡呢?差別為什么這么大呢?實際上,《過秦論》是司馬遷等當時一批文學家加工過的,是司馬遷根據賈誼的文章綜合修改而成的。“過秦”是西漢初期很多人寫文章的一個共同主題,所以司馬遷綜合修改完成《過秦論》,恐怕有諸多藍本可以借鑒。這種情況在出土的簡本里面還有一些,比如說郭店楚簡里面有一篇叫《魯穆公問子思》,還有一篇是《窮達以時》,我們按照簡的格式判斷這是一個寫本,一個寫本上寫了兩篇文章。到了后來的紙寫本時期還有這樣的情況。敦煌寫本里面有一篇文章題目叫作《齖新婦文》,寫的是一個剛娶到家的潑婦新媳婦。這篇文章有前題,也有后題,一篇文章被前題后題包圍著,前后題都叫《齖新婦文》。但在前后題之間,卻有好幾篇文章,除了前面寫這個齖新婦外,還抄有《自從塞北起煙塵》《發憤讀書十二時》,最后還有上門女婿的故事。現在有意思的是,四篇文章,卻用第一篇文章的題目《齖新婦文》作為它們共同的題目。研究敦煌文學的學者,多以為后三篇與第一篇沒有關系,是抄手誤抄造成的。但是,敦煌寫本中,有三個寫本都是這樣抄的,抄手不可能每個寫本都犯同樣錯誤。從寫本學的角度來說,四篇文章有一個共同的題目,是寫本時間的下層抄本常有的現象。它們四篇是有關聯的,它們構成一個整體,這四篇文章雖然內容上關系不是很大,但有共同的使用場景,是當時一個特殊的儀式上面用的。四篇文章實際上都是婚禮上的那些司儀準備的備忘錄,作為調侃、祝福、調動氣氛之用。

  有選擇地摘錄也是寫本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寫本制作者為了自己使用的方便,往往挑選一些內容抄錄。比如,出土漢簡里有三個本子的《老子》,這三個本子里的《老子》和現在的《老子》差距很大。過去的學者一般認為這是反映了《老子》成書的不同階段。裘錫圭先生則認為這實際上是當初寫本的制作者從現成的《老子》里面摘錄抄寫而成的,并不是《老子》的早期本子。裘先生的話是可信的。當然,還要補充的是,根據竹簡形制排比,發現其中一個《老子》和《太一生水》是一個寫本,字體完全一樣,格式也完全一樣,兩篇為一個寫本,研究時不應完全分開。當時,抄寫者把《老子》和《太一生水》放到一起。因為《太一生水》本來就是講老子的道的,等于是《老子》讀后感一類的東西。摘抄是早期寫本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早期寫本,或者說結集還有一個特點。當抄寫者抄完一個寫本之后,往往會把自己的感想、理解,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補充在后面。這是寫本時期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比如說馬王堆帛書里有《春秋事語》,《春秋事語》類似于當時的教材。抄完一個故事之后,抄寫者還要把自己的評論和感想抄在后邊,或者把同類型的故事排在后面。這就出現一個問題:早期的書傳到漢代以后,抄寫者把漢代的材料也加在里面了。所以二十世紀的古史辯派如果發現一本書有后世的材料,可能就判定這本書是偽書。如果用寫本學的理論來解釋的話,這就是寫本流傳造成。我們讀《史記》里的《司馬相如傳》,后面有“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本來是司馬遷評論的,但是司馬遷評論的內容中還加了一段話,寫的是揚雄對漢大賦的評論。揚雄是司馬遷之后的人,司馬遷怎么可能引用揚雄的話呢?寫本的制作者把司馬遷的《史記》抄完之后,又把當時的大儒揚雄的評論抄在了后面,后世就把它延續抄下來。如果我們借這個來判斷《史記》是揚雄之后的偽書,不是司馬遷寫的,或者《司馬相如傳》不是司馬遷寫的,當然是不行的。古史辯派的一些研究方法,可以從寫本學的角度來得到解釋。上個月我參加了一個關于地方志中的文學材料的會。編地方志《藝文志》的人往往在編完以后把自己的作品附在后面。這個實際上是中國的傳統。《詩經·小雅》里面有一組詩,寫周宣王攻打江淮勝利以后的事情。這組詩里面恐怕有作者的詩在里面。湯炳正先生研究《楚辭》的形成問題,認為經過了宋玉、劉向、王逸等數次編集。每編一次,編集者都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后面。所以寫完一個寫本或抄完一篇文章之后,寫本的制作者往往把自己的感受和體悟抄在后面,這是閱讀性寫本的主要特點。我們掌握了這個特點就可以對古史辯派和疑古派的一些文章重新進行思考和解釋。《公孫龍子》中有一篇叫作《跡府》。這篇文章的開始一段等于這篇的內容提要。這個內容提要我們一看就是寫本制作者抄完這篇之后把自己的理解概括地寫了下來,后來的抄錄者認為他講的好,就把它移到前面,作為此文的開頭。所以早期寫本,尤其是古人們閱讀的寫本,它們的這些特點是值得關注的。先秦的子書,甚至一些史書,經書之外的很多書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出土的一些材料來加以驗證。

  所以寫本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整體性特點,一個是個體性特點。所謂整體性就是一個寫本是完整的整體,不能分開,《太一生水》和《老子》抄在一個寫本上,我們理解的時候不要分開了。現在整理的本子,都分開來,各是各的。我覺得能夠考證確認是一個寫本的內容就應該放在一起,這是寫本的原生態,反映的是當時人的知識、觀念和信仰,甚至這種整體性反映的是當時的一種文化形態,一種生活場景。所謂個體性特點,就是說每一個寫本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我們對寫本書的文獻,如果完全按照刻本文獻的定本意識進行校勘就會有一些問題了,因為它有時候是一個整體。我舉一個敦煌寫本的例子,敦煌寫本里面有三個寫本,抄了孟姜女歌詞,按照我們過去整理的方法,把幾個本子合并成一個本子,說哪些字錯了,哪些句子有缺文,哪些本子有衍文,等等。實際上我們細細看來,這種整理的方法,把這個寫本獨特的很多信息都閹割了。三個孟姜女歌詞寫本差距較大。其中一個寫本,把用什么調子唱的,標注得非常清楚。可知,這個寫本是某個演唱藝人寫的,它反映了演唱藝人的思想。還有一個寫本根本不管什么調子,把故事講得非常詳細,增加了一些成分,這是一個看重故事的民間閱讀者制作的寫本。它們是有個性的。《大唐西域記》在敦煌寫本里邊有好幾個,根據榮新江先生的研究,其中一個寫本從題目到內容,還有抄錄的內容透露,他不是為了保存《大唐西域記》之真,而是去印度西天取經人的旅行手冊,所以連書名也改作《西行記》。這是當時這個寫本的一個特點,尤其是文學寫本,本身就是一個生命體,一個文化生態。一個寫本由很多不同的個體構成,個體之間似乎毫無關系,但實際上是有關聯的。這個關系的維系者,就是這個寫本的制作者。他通過這個寫本來透露他的個人情緒、愛好、思想情感。寫本上的文本修改、校改,也能反映作者的內心世界。如今本《老子》“絕圣棄智,絕仁棄義”,郭店楚簡《老子》作“絕智棄辯,絕巧棄利”,反映了作者的價值選擇。

  所以寫本是包含生活細節的,是有個性的,與刻本有差異。當然作為定本的官方寫本個性要少得多,與刻本比較接近。著名文人的作品,像白居易生前就多次編定自己的文集,并藏在不同的佛寺和私人手里。而作為個人閱讀的寫本,更具個性化的。敦煌寫本中大量的詩文寫本,或者只抄一首詩的一部分,或者更改題目,或者不抄作者。因為我只要為我所用的內容,用不著知道作者和完整的篇章。這種情況一直到宋人都是這樣的。比如洪邁編的《萬首唐詩絕句》,有些絕句是從一個完整的律詩或其他長詩里選出來的,他們覺得這四句好,就給它重新起一個題名。這都是寫本時代的做法,在文本流傳過程中留下來的一些痕跡。

  寫本學的應用

  寫本學在我們國內興起時間不長,大家還在探索階段。不同學科的學者,都可以關注寫本,運用寫本。比如,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可以從一個作家的手稿、修改稿中研究他的思想的變化。魯迅先生曾說過,從作家的定稿中可以領會“應該這么寫”,從作家的修訂稿中可以領會“不應該那么寫”。華東師大有一位研究現代文學的學者陳子善先生,他研究《魯迅手稿全集》,發現其中收錄了魯迅寫給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讓書店老板留一本書給他。他發現,魯迅的筆墨漸次變淡,中間沒有蘸墨,反映出作家書寫時的迅速隨意,并非斟酌再三。

  寫本,尤其是稿本,保留著作家的心緒情感與生命體溫,字體、筆畫甚至筆跡濃淡都具有闡釋解讀的空間。敦煌寫本S.6234抄了不少詩,項楚先生認為這個寫本是作者的稿本,榮新江先生對作者也進行了考定,他認為,這個詩集寫卷使我們看到,一個任職邊塞的詩人,獨自一人,或者率領著自己的部下,在匆匆忙忙的旅行當中,仍不忘吟詠。拾起幾張廢棄的公文,把自己的詩句記錄下來,時不時地反復修改。透過敦煌保留下來的這幾片殘紙,我們似乎看到了詩人的身影,看到了唐朝詩歌創作、記錄、保存、傳抄、流行的整個過程。

  我前幾年整理先師郭晉稀先生的《文字學講義》和《莊子要極》,這是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桂林師范學院任教時的稿本。看著講義上修改補充的密密麻麻的墨跡、水漬以及指甲翻書的痕跡,好像就感受到老師上課時候的樣子,感受到他生命的跳動。所以寫本是有生命的,每一個寫本就是一個生命體。

  《光明日報》( 2019年10月12日?10版)

[ 責編:李丁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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